徐京华

　　父亲是在1939年秋参加八路军的。那时，才年满16岁的他与千千万万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那场驱逐日寇、救国救亡的战斗中。凭父亲留下的有关史料和日记，整理出三篇文章，记叙父辈的抗战经历。

　　一、司马寨

　　2010年的初冬，我到山东临沂出差，顺路来到蒙阴县司马寨。

　　1941年11月初，父亲率八路军一个排的子弟兵，曾在司马寨山与日寇进行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司马寨（历史上亦称“云云山”），是一个海拔568.8米、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小山。位于蒙阴县野店镇、高都镇和旧寨镇的交界处。坐北朝南，是这一地区制高点，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的要地。

　　据有关资料介绍，司马寨山上有相传古时建造的兵寨。现山寨遗址仍存有山门两处，东门和北门；山寨的南西两面是数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东寨墙和北寨墙保存基本完整，北寨墙有数百米，完整的垛口保留三处，东寨墙有近百米长，东门以下上山的石阶保存完整。

　　我们一行于下午三点来到司马寨山下的邓家崖村。因蒙阴县的领导事先打了招呼，该村的杨支书等三人已在此等候。

　　我们上前说明了来意并进一步了解司马寨山的情况。当地的同志十分热情，一面积极地寻找有关知情人，一面吩咐民政助理查阅当地在抗战中牺牲烈士的记录来帮助寻找有关线索。

　　据当地同志介绍，这个司马寨山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斗。其中有与日本鬼子的、与伪军的、还有与国民党军的。当地无详细记载，也难寻到知情人。是啊，毕竟与1941年那次战斗已间隔了69年，又因准备不足、山高坡陡，当天已不可能登上山顶和寻找有关更多的线索。

　　我站在司马寨山下，想起父亲在世时曾多次说过，要去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其中首选就是司马寨。但由于他长期患病身体虚弱，而且在战争中负过重伤，至死身上还留着日本鬼子的弹片，再加上我们几个子女都先后上山下乡、参军入伍不在身边，所以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帮他了却这份心愿，现在也只有深深地遗憾了。

　　我还清晰的记得父亲生前多次向我叙述的那次战斗。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11月2日，大背景是日本侵略军对八路军蒙阴大崮山根据地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的扫荡。父亲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旅大崮独立团一营三连副政治指导员，当时不满19周岁。父亲奉命与一营青年干事李小平（曾任广西百色军分区参谋长，早已离休，不知是否还健在）率一个排奉命坚守司马寨，阻击日寇对我大崮山根据地的进攻。战斗在当天夜里打响。

　　父亲叙述，日本鬼子趁着夜色向上冲来，他与战士们依据山寨的石墙迎击敌人。父亲回忆，他命令所有战士将手榴弹准备好，待鬼子进到三、四十米处时，随着一声号令将手榴弹一齐砸向敌人。鬼子被一次次地炸得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在讲述这次战斗时那灼灼有神的眼睛，好像仍然身处当时的战场上。“准备好手榴弹，听我口令一起扔！”他还特地强调，手榴弹拉弦后要在手中停一下，再往高处扔，这样手榴弹会在鬼子头顶处爆炸，杀伤力非常强。他形容手榴弹爆炸时的情景是“一片火海”。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从夜里一直打到天明。天亮后，山上的阵地暴露在鬼子面前，战斗更加惨酷了。父亲讲，天亮后鬼子的机枪能够准确地进行压制性射击，把作为掩体的石墙打了一个个大黑洞，直冒烟。战士们中也陆续出现了伤亡。个别战士畏惧了想往后撤。父亲说，他就举着手榴弹把他赶回阵地。战斗继续进行。

　　面对数量和武器占优的日寇，父亲和战士们顽强战斗，一直坚守到一营副教导员展明派通信员来送命令让他们撤退。但此时他们的退路已被鬼子截断了。在突围的过程中，父亲抱着誓死不做俘虏的信念，勇敢地跳下陡崖。

　　父亲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我正找路下山，忽听有个战士喊：副指导员，鬼子！我回头一看，鬼子已离我很近了！鬼子的钢盔、刺刀和黄呢子军服上的铜扣都看得很清楚，锃亮！来不及多想，就从山上跳了下来”。

　　父亲说，好在这处山崖有一定坡度和很多树木，连跌带滚到了山下后，才发现帽子和鞋都没了，枪也没了，活动一下四肢，还好，没有大伤，但牙被跌掉好几颗。

　　回到部队休整时，父亲被告知因战斗失利要接受行政撤职处分、因丢失枪支要接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来组织上认为父亲“对党忠诚，作战勇敢”而取消了行政撤职处分，只因“丢失枪支”记了一个党内严警告处分。随后，父亲与战友们又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我曾问过父亲丢的是什么枪？他告诉我，是一支我军兵工厂自造的填一发步枪弹打一枪的撅把手枪。他还告诉我，撤回到大崮山后，营副教导员展明立即把当时全营最好的一枝枪——捷克造的“水连珠”步枪发给父亲使用，还把他叫过去一起用鬼子钢盔当锅煮饺子吃。

　　这次战斗给父亲的印象是深刻的。因为我在父亲留下的几乎所有表格中都发现填有“1941年11月在山东蒙阴司马寨战斗中因丢失枪支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字样。

　　这次战斗最终以惨烈的突围结束，但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仍是深远的，以至于在1982年底，当年与父亲同因司马寨战斗受到处分的李小平，还托当时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姜崑（时任父亲所在连政治指导员）给父亲写信，寻问对这次战斗的重新评价问题。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因这次战斗找过组织，偶尔提起时他也是说：“比起那些牺牲了的人，这算得了什么！”

　　父亲也有遗憾。他曾讲，如果那个送信的通信员胆子再大一点，早点把命令送过来而不是在山后吹哨子，使部队能及时转移，那么这次战斗将是一个大胜仗，因为光是被打死打伤的鬼子就运走了几大车（马车的俗称）。

　　我坐在返途的车上，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司马寨山，心想：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可能”、没有“如果”、更不能“重来”。但是无论怎么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浴血奋战，他们无畏艰险、不怕牺牲，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英雄，他们与祖国山河共在，与日月星辰同辉。

　　二、血战对崮山

　　翻看父亲的简历中有这样一段：“1942年8月至1943年9月，鲁中二分区一团三营七连任副指导员”。

　　印象中在《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还是在《山东纵队史》或其它有关史料中有鲁中二分区一团在对崮山战斗的记载，连忙翻书查找。果然有，即综合如下：

　　1942年11月2日拂晓，驻沂水城、东里店、大关之地8000余日伪军，在其空军和炮兵配合下，分11路向我对崮山根据地实行“拉网合围”。当时驻在那里的有山东军区机关、战工会、鲁中二分区一团、抗大一分校部分学生、沂水县大队和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一个营。敌人合围完成后，就对我军进行疯狂的进攻，我方被迫从对崮峪村撤至对崮山上。

　　对崮峪村，位于临沂市沂水县城西北40公里处群山环绕的山谷里。海拔500多米高的对崮山就雄立村前。对崮山顶东西长约500米，南北250米，岩石嶙峋，周围有一圈倒塌了的围墙，还有几处破屋。东面是30米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是可以攀登的山坡，东北500米处有两个小高地与主峰连结，形成主峰的前沿阵地，整个地形对我有利。

　　上山后，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立即命令军区特务营和鲁中二分区一团，以一个排占领对崮山东北小高地，其余全部在对崮山顶构筑阵地准备迎敌。清晨，敌人首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山上我军阵地，长达40分钟。10时30分左右，日伪军从三面向对崮山发起进攻，我军和友军英勇阻击，山上硝烟弥漫，弹片和石块乱飞。下午1时许，敌人逼近围墙，我军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军区机关人员也投入了战斗，连续打退敌人8次进攻。狡猾的鬼子把抓来的乡亲赶在前面掩护他们进攻。我八路军怕误伤群众只好暂停射击，乡亲们也怕把鬼子引上山，誓死不再向前。僵持片刻后，残暴的敌人竟开枪杀害了群众，我军复仇的子弹立即打得敌人连滚带爬仓皇逃窜。

　　激战到黄昏后，机关在部队的掩护下分路突出重围。这时，敌人对留在后面掩护的我军区特务营发起攻击。特务营指战员们奋勇拼杀，伤亡极为惨重，最后只剩下14位同志，撤至对崮山东侧悬崖边，在子弹已经打光、敌人逼近的紧急关头，14人誓死不做俘虏，在营长严雨霖的带领下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其中8人幸存，6人壮烈牺牲，完成了掩护机关撤退的任务，谱写了又一曲英雄的赞歌。

　　据史料记载，此役粉碎了日军妄图消灭山东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给日伪军以重创，共毙伤敌人600余名。我军也遭受重大损失，有近400名指战员牺牲。省战工会主任黎玉负伤，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和沂蒙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地委秘书王宏等壮烈牺牲。国民党51军也阵亡近200人，其中包括少校军需处长周日丰等。

　　掩卷叹息，世事沧桑，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心绪还仿佛沉浸在那炮火硝烟的战场中不能自拔。此役，鲁中二分区一团伤亡惨重，该团团长刘毓泉、团政委王锐、团政治处主任张圣符及众多指战员们阵亡。另据《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记载，此战后，鲁中二分区撤销了一团的建制，余下的部队合编为鲁中二分区直属营。

　　对崮山战斗中，时任鲁中二分区一团三营七连副指导员的父亲应该是这场血战的幸存者。虽然他老人家没有把这段经历亲笔写下来或亲口传下来，但我从这历史的记载中深刻的感受到了它。

　　重温父亲在回忆往事中经常说的一句话：“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这算得了什么！”此时，我更能体会到父亲的心路历程。

　　三、无人知晓的英雄

　　父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我参军后，每次回京探家，最爱听的就是父亲讲述的在战争年代的人和事。凭记忆叙述两件。

　　（一）“豁嘴子班长”

　　父亲老家把患有“兔唇”（先天性生理缺陷唇裂）的人俗称为“豁嘴子”。

　　父亲于1941至1943年，在八路军沂蒙支队二团一营三连、四旅大崮独立团一营三连和鲁中二分区一团三营七连（同一个连队，番号三次变动）先后担任文化教员和副政治指导员。在父亲的连队里，就有一个患豁嘴子病的班长。

　　在父亲记忆中，豁嘴子班长说话漏风，所以平时少言寡语。在背后无人时，豁嘴子班长也喜欢唱歌。父亲还学着他唱歌漏气的声调，把我逗得哈哈大笑。

　　但父亲说，豁嘴子班长可是个为人忠厚老实、战斗勇敢不怕死、干农活干净利落的人，深得父亲的尊敬。据父亲回忆，因当时在部队的党组织还不是公开的，每次战斗前，豁嘴子班长都会悄悄地把一个包有一块银元的纸包交给他——最后的党费。

　　后来呢？父亲说，豁嘴子班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父亲说到此时沉思了，眼睛向前方，半天没有说话。我知道父亲沉浸在对逝去战友深深的怀念中。

　　如今，父亲已经过世近三十年了，那段豁嘴子班长的故事也随着父亲的离去成为了往事，而豁嘴子班长的真实姓名、牺牲经过及桑梓地也与成千上万个无名烈士一样，永远淹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二）民兵英雄

  　1942年初，父亲在一次与日寇的战斗中负伤，被部队安排到我根据地的一个小山村养伤。

　　一天中午，村里站岗的民兵发现一个日本兵骑着高头大洋马顺着村外的小河走了过来。这可是根据地呀！哪来的鬼子？

　　这个日本兵并没有进村，而是在村外的一棵大树旁下马休息，拣拾了一些树枝生火烧他随身带的那个饭盒热饭。也就在这时，几个民兵悄悄绕到鬼子兵背后扑了上去生擒了他。

　　由于语言不通，民兵们把被俘的鬼子兵带到当时在村里养伤的父亲那，这是当时全村唯一能识字的人了。据父亲回忆，他与这个日本兵可以用笔交谈，因为所写的大部分文字都是相互能认识的汉字。

　　回忆父亲所说，这个日本兵名子叫小林，是个传令兵。由于顺着沂河的河叉走错了路，才只身进入我根据地的。父亲讲，那匹一同当了“战俘”的洋马壮实高大，马蹬一边有两个，上马时要登两步才能骑上去。

　　父亲还说，通过与笔谈得知这个日本兵是个日本共产党员，人也比较平和，问什么就回答什么，完全没有其他鬼子那种骄横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后来就把他和那匹高头洋马一同被转送到第二（沂蒙）军分区去了。父亲还回忆到，他后来曾在二分区见过小林，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身着八路服装的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这样简单，而且就这样没有什么起伏和波澜的就结束了。但真实的时间、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人物，都随着父亲的离世而变为永久的谜。使我每每想起此事，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些赤手空拳生擒日寇的民兵英雄们，他们没有留下英名。

　　我曾翻阅《山东纵队史》等历史文献中关于抗战民兵事迹的记载，都没有找到民兵生俘日本兵的记载。

　　许久，我的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在山东鲁中抗日根据地一个小山村的河边，几个赤手空拳的青年民兵，悄然接近了一个正在煮饭的日本兵，然后勇猛地扑了上去……。

　　70多年过去了，我虽然不是知道豁嘴子班长和那些民兵英雄的姓名，但他们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英雄，他们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精神永远都会被敬重和传承。